吴江：与胡耀邦最后一次晤谈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与胡耀邦最后一次晤谈

© 吴江／文

　　本文选自《冷石斋沉思录》，吴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胡耀邦辞掉职务后，“十三大”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除参加例会外，其实际状况可想而知。“十三大”刚开完，我约了一个日子去看他，这是我离开党校后第一次同他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第二次约见，说好是在当时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去看他，不想他在会议上突然病发住院，不久去世，就永远失掉再见面的机会了）。这次去，见他精神依旧，容颜不改。 
　　一见面他就说：“我有两个想不到：一个，想不到我能登上这样的高位；一个，想不到我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说：“高位未必真高，错误也未必如何严重，还是让历史去说话罢！历史将会怎样评论，我们可能也想不到。率先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冲开改革的大门等等，无一不是担风险的事，得罪人的事。你为此登上高位，亦为此而付出了代价。为党承担风险和为党的利益付出代价，对个人来说都是值得的。你不是常说，公道自在人心吗？至于你的检讨……”他马上接着说：“谢谢你们的关心。那次检讨我没有很好考虑，事先也没有同家里人商量。至于最终党内下发的那份检讨，下发前并未送我看过。”我说：“那是有人做了手脚。听说中央已察觉了这个问题，作了严肃的批评。” 
　　我提到这次“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的成因，他好像有些茫然。我就说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我说，直接引发这次风潮的并不是你；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怎样进行，我们确实没有慎重的考虑。我说，我们党本身的改革，党的民主化恐怕还是第一位的。他点点头说：“有些事情曾经想过，当时认为并不难做，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困难重重。” 
　　然后他提起我那篇被压将近一年的文章，好像有些歉意。我说：“我能够理解，这件事怪不得报社，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你大概还不知道秦川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我在‘十二大’小组会上的发言，新校长给他打电话问他‘还要不要脑袋’的事吗？”他表示惊愕。我简单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秦川还顶得住。”接着说：“我让起草小组找你。这个问题（指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区别开来）不仅对我们有意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意义。这个问题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因此‘十二大’报告将两者混淆我也没有看出来。”他问我对“十三大”报告的阐述有何看法，我说，《报告》没有从理论上阐明问题。我将我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的计划告诉他，他表示赞同，说《报告》主要讲当前的政策，你们还是应当从理论上阐明问题。 
　　我最后谈我对理论工作的看法。我说：“耀邦同志关心知识界，关心党的理论事业。记得一九七七年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就谈到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我半途出家，五十年代才开始正式从事理论工作，几十年的经历如今却使我有些糊涂起来了。现在我这么想，理论工作应与当前的政治、政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政治、政策的随意性实在太大。马克思确实是一位大科学家，主要是一位大史学家。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已开始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要重新认识。” 
　　耀邦饶有兴趣地审视着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教训需要总结。依你的看法呢？” 
　　我说：“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积半个世纪的经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历史科学、历史理论，这门历史理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有这个历史观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关于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这个论断那个论断，都是运用这个历史观观察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所得出的结论、判断、推论，这些，一般并不都具有普遍意义，最多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过去我们常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个别著作以及这些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当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吃了很大的亏。举例说，形成我们今天这种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主要是根据两本书的论断：一本就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本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那里所说的可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社会的一种科学推论，但我们却把它当作预定模式加以推行，而不管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产生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因此，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要同教条主义与空想主义作斗争，同脱离中国国情的倾向作斗争。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门科学本身也要发展。马克思已是百年以外的人了，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古人了。何况他是一个西方人！古人之理至当，有些已非今日之理。马克思生前最后几年都在致力于研究世界史，但他没有机会接触卷帙浩瀚的中国史学。如果马克思能够接触中国史学，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一定要比现有的丰富得多。这个工作要由我们自己来做，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扎根于中国思想文化土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扎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史学的土壤之中。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工作是不能一日停止的。” 
　　我停了一停，接着说：“这个问题偏重于理论。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个问耀邦同志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耀邦说：“有不同意见不要紧。现在是我听你的。” 
　　我说：“因为你今天已经不在位了，所以我能够跟你谈我的看法。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工人阶级政党。政党一经产生，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一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的党，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即不损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理论和科学世界观的性质和独立地位，让人们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不教条化，不教旨化，更不把它当作政治权威来运用。根据一个多世纪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实在非常之难。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容易丧失其固有的科学性。一方面，容易将学说的内容固定化、教条化，使之成为像教旨圣谕那样的东西，不允许（至少是限制）人们（包括党人）自由研究、自由讨论。作为共产党人，按照党章有时难免会有某种宣传上的限制（也是当直接涉及到政治问题时），但并无研究上的禁区。理论研究应当和党的宣传工作适当区别开来。而我们却一直将理论研究归属于党的宣传部门管辖，因此，禁区遍布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极容易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威、一种政治批判力量来运用，即根据政治需要将某种观点强加于人，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将自己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任意批评人，甚至加人以‘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这是完全不正常、不正当的。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权威来运用，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整人，实际上等于宣布马克思主义这门历史理论和科学世界观的变质或死亡。本来，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求党自身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科学地创造性地制定方针政策，反对照搬书本。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负责的是党自身，党是否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精神这点上必须有严格的自我要求、自我批判精神。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恰恰能够帮助党审查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拒绝别人批评或自我审查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耀邦问：“这样重要的问题，你写过文章没有？”我说：“第二个问题写过，不过没有讲透彻，现在要讲透彻不容易。我主张，我们的党章今后可不写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而写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 
　　耀邦沉吟了一会，然后说：“这些问题应当研究、说清楚。新的实践总会迫使我们注意新的理论，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弄明白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要。我们不能再过糊涂日子了，或者强迫人过糊涂日子了。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我只能这么泛泛说几句，具体研究要你们去做。” 
　　我说：“恐怕我也来不及做这个工作了，日子不多了。”他说；“为什么？活到老研究到老嘛！” 
　　我一时不好应对，沉默了下来。在一瞬间我凝视着面对的人，似乎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感慨和疑问。一个在政治上一刻也不安静不下来总想振翅奋飞甚至颇有些英雄主义色彩的人，就能甘心这样永远敛起自己的翅膀吗？他究竟怎样看待当前众多的问题呢？现在组织上对他有一个说法，可是人们仍然有自己的看法，将来历史对他又会说些什么呢？我的思绪一时飘忽不定，对着这样一位能够与普通人产生平等交谊的领导人，心里总有一种沉重的忧伤的不平静的预感。 
　　我觉得要说的话已经说完，就站起身来，他见我要告辞，突然关切地问：“听说你感到有些孤独是不是？”没有等我回答，他接着说：“这大概是因为你接触的人大都是一些老人。你应当多接触青年人，同青年人广交朋友，这样就不会感到孤独了。” 
　　我说：“谢谢你，耀邦同志！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点觉悟，懂得要从青年人身上多吸取新的时代感受。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这次谈话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告辞出来（但我万没有想到这成了最后的诀别），仿佛觉得告别了长长的一段路程，那就是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这十年的路程！ 
　　我想，劫后余生，转眼间又是十年过去了！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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